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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1-14  来源:heimirfinn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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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请出示您的驾驶证和行驶证。”昨日下午4时许,雨花交警大队民警在汽车南站附近的韶山路李洞路口拦下了一辆机动正三轮摩托车。这是雨花交警大队开展针对机动正三轮、农用车、拖拉机的专项整治行动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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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在南宁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发表了专门讲话,特别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八点意见。从一些地方贯彻这一讲话精神的情况来看,对于怎样正确把握逮捕条件及错捕标准,少数同志还存有模糊认识。为此,本网记者日前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降低或提高逮捕标准均会影响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检察日报》:在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您就如何正确把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逮捕的首要条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并说:所谓“基本构成犯罪”,就是“八九不离十”。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逮捕在证据上的最低标准。请问:您为什么要阐述这一问题?朱孝清: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它关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一刑事诉讼根本任务的实现。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逮捕条件,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司法实践中对于后两个条件争议不大,而对何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则存在分歧,如有的认为只要“有一定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有的则认为只有“构成犯罪”即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才可以逮捕。而如果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理解和把握不准,就会人为地降低或者提高逮捕条件,其结果,不是影响保障人权,就是影响惩罚犯罪,有的还会造成错案。可以说,错捕或错误不捕的案件,大多与对其理解、把握不准有关。《检察日报》:记得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就已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联合作过解释,为什么实践中仍然存在理解、把握不准的情况?朱孝清:这可能与刑诉法对逮捕条件规定的角度有关。我们知道,刑诉法规定的立案条件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拘留的条件之一是“重大嫌疑”;侦查终结、起诉和审判的条件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综观上述规定,刑诉法都是从证据对犯罪所能证明的程度这一角度来规定有关条件的,因而实践中相对容易理解和把握。而作为逮捕首要条件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却不是从证据所能证明的程度而是从证据的状态的角度加以规定的。而理解和把握“状态”,比理解和把握“程度”要困难得多,加上“有证据证明”中的“有证据”,其弹性确实较大,因而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把握上的困难。《检察日报》:我们明白了,您提出的“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基本构成犯罪就是八九不离十”的观点,就是想从证据所能证明的程度的角度,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提出把握意见。朱孝清:是的。《检察日报》: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把握的理由吗?朱孝清:首先,这样把握与刑事诉讼的任务和逮捕功能相吻合。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也是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指导思想,理解和把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必须贯彻这一根本任务和指导思想。逮捕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措施,而不是案件的最终处理,其功能是通过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防止其串供、毁证、自杀、逃跑和继续犯罪,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逮捕后,案件事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查清,证据有待于进一步调取,被逮捕者最终是否构成犯罪有的还存在或然性,故不能保证被逮捕者全部都构成犯罪。当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维护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理解和把握逮捕条件不能脱离这一实际。如果把逮捕的条件设置得太高,保险系数留得过大,逮捕就会失去强制措施的功能,从而影响惩罚犯罪。但同时,逮捕又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本质属性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故逮捕必须严格条件,审慎运用。因此,逮捕条件既不能为了惩治犯罪而人为降低,也不能为了防止捕后判无罪案件的发生而人为提高。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只要有一定的证据即可逮捕”的观点和“要有确实、充分证据才能逮捕”的观点,都是不适当地降低或提高了逮捕条件,其结果不是影响保障人权就是影响惩罚犯罪,均难以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而上述把握意见则既能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又不会使逮捕措施被滥用,可以较好地实现二者的统一,是二者比较理想的结合点。其次,这样把握符合逮捕条件修改的初衷。原刑诉法规定的逮捕的第一个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但在十几年的司法实践中,往往“主要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案件刚刚构成犯罪就逮捕了,也有个别的因确有逮捕必要,证据有所欠缺也逮捕了。尽管如此,刑事强制措施仍不能满足侦查破案的需要,而不得不大量使用收容审查这一非刑事强制措施。修改刑诉法时,针对这一实际,为了适应收容审查不再使用后侦查破案的需要,决定适当放宽逮捕条件,将“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从这两种不同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刑诉法修改时,对逮捕条件作了有限度的放宽。上述把握意见与刑诉法修改逮捕条件的初衷是相符的。最后,这样把握符合逮捕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环节的特征,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前所说,刑诉法关于立案、拘留、侦查终结、起诉、审判条件的规定,所反映的都不是证据本身,而是证据对犯罪所能证明的“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案件事实没有查清之前,证据的质和量均有可变性,证据的证明程度也有相对性。在单一犯罪行为的案件中,如果“证据确实、充分”才逮捕,那就与侦查终结、起诉、审判的条件没有区别了。所以,在批捕环节,用“基本构成犯罪”这样一个高于立案和拘留,低于侦查终结、起诉、审判标准的“度”,恰恰符合这一诉讼环节证据可变性和证明力相对性的特点,因而是科学的,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检察日报》:看来,这一把握意见符合诉讼规律,相信在司法实践中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但是“八九不离十”毕竟不等同于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批捕质量,如何避免错捕?朱孝清: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基本构成犯罪的标准,是逮捕在证据上的最低标准,在实际执行中,绝大多数案件会高于这一标准,达到起点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已构成犯罪的程度。“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且符合逮捕另外两个条件,确需逮捕的,还应当是:根据已有证据综合分析,经过捕后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因为如果后续侦查工作不可能深入,不可能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当然不能逮捕,这是逮捕的可能处刑条件(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予以逮捕的,只能是案情重大、复杂、根据侦查工作需要必须逮捕的极少数案件。同时,为了保证这种案件的逮捕质量,批捕时还必须采取两条措施:一是要给侦查机关发补充证据通知书,并跟踪掌握其补证情况;二是对侦查机关经过努力仍然难以取到证明构成犯罪的充足证据的,要及时撤销批捕决定。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应直接批捕《检察日报》: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条件,而该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予以逮捕。请问,对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情节严重,是直接批捕还是要同时达到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的三个条件才予批捕?朱孝清: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以下四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可能判处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妇女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4.被拘留的人需要逮捕而证据不充足的。在这四种情形中,第三种本来就符合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三条件;第二种符合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和可能处刑条件,而不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但由于其违反法定义务,使得社会危险性条件也已具备。所以这两种情形既符合刑诉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规定的逮捕条件,也符合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第一种情形不符合第六十条的可能处刑条件,第四种情形不符合第六十条的事实证据条件。然而,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却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定义务、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同时,2000年8月28日高检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强制措施的规定》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也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对上述情形可直接予以批捕,而无需同时达到第六十条规定的三个条件。《检察日报》:就是说,逮捕并不仅限于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的一种情形。那么,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与第六十条之间是什么关系?朱孝清:刑诉法规定了两种逮捕条件:一种是第六十条规定的条件,它适用于一般案件,可称之为一般逮捕条件;一种是第五十六、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条件,它仅适用于某些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法定义务者,可称之为特别逮捕条件。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法条上的竞合关系,而是针对不同情况作出的不同规定。《检察日报》:这样理解的理论根据何在呢?朱孝清:第一,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强制性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个基本特征。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者违反了法定义务,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对其听之任之,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刑事诉讼就难以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包括采取逮捕这一最严厉的措施。第二,对违反法定义务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者予以逮捕是为了最终实现少捕。对违反法定义务者予以逮捕,可以警示更多的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者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接受侦查、起诉和审判,从而有效实现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功能,并有助于扩大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减少逮捕的适用。古人有“以刑去刑”的刑罚思想,特别逮捕条件则体现了以逮捕减少逮捕的策略思想。虽然,它会使少数案件突破第六十条规定的一般逮捕条件,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能换取较多的案件不适用逮捕,从而减少诉讼成本。《检察日报》:对这种情形适用逮捕要注意些什么呢?朱孝清:刑诉法修改后,国家赔偿法未随着修改,因而存在着二者不相协调的情况。为了防止或减少逮捕后最终定不了罪从而导致赔偿情况的发生,对这种情形中不符合刑诉法第六十条事实证据条件的人,适用逮捕要从严把握。首先,要审查其本来是否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如果本来就不符合,就谈不上转捕。其次,要严格按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规定办事。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责令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监视居住、逮捕等多种措施,执行时应尽量适用前几种措施,严格控制适用逮捕措施;对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刑诉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要“情节严重的”才予以逮捕,执行时必须按此条件,并结合考虑侦查前景能否取得定罪所必须的证据,从严掌握。再次,对极个别确需逮捕的,应当采取第二次侦查监督会议规定的两条保证质量的措施,即给侦查机关发补充侦查通知书,并跟踪掌握补证情况;对侦查机关经过努力仍难以取到证明构成犯罪的充足证据的,要及时撤销逮捕决定。“错捕”有两种含义和两种界定标准《检察日报》:有些检察机关批捕部门之所以人为地提高逮捕标准,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如果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就批捕了,此后万一判无罪,岂不是要被认定为错捕并予刑事赔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界定错捕呢?朱孝清:错捕即为错案,是错案的一种表现形式。结合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和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错捕的成立,必须以“没有犯罪事实”为前提,当查明被逮捕者没有犯罪事实而被撤案、不起诉或判无罪时,即应认定该逮捕是错捕。对于错捕,应区分为国家赔偿提供依据的错捕和评价办案质量的错捕。这两种错捕的界定标准并非同一。为国家赔偿提供依据的错捕,应当从实体上来把握,我这里称之为界定错捕的实体性标准,也就是从“诉讼结果”来把握是否错捕。当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被查明没有犯罪事实而被撤案、不起诉、判无罪时,司法机关应当确认为是错捕,对不具有法定免赔情形的,应当给予国家赔偿。否则,当事人明明没有犯罪事实,却被逮捕关押,蒙了冤,受了屈,还被认为“不是错捕”,“不能要求国家赔偿”,这怎么能服人呢?又怎么能谈得上对人权的保障呢?《检察日报》:那么,评价办案质量的错捕标准应当如何把握?朱孝清:评价办案质量的错捕标准要从程序上来把握,我这里称之为界定错捕的程序性标准。由于逮捕是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所作的阶段性的评断,在诉讼过程中,逮捕所依据的“犯罪事实”是需要进一步查证的,经进一步查证后,绝大多数案件能被进一步查实,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极少数案件被否定的可能。因此,不能以诉讼结果倒回去评价诉讼过程中对案件所作的阶段性的评断是否正确,而只能从“诉讼当时的事实和证据”来把握。当时的事实、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却予逮捕,后来又查明没有犯罪事实的,是错捕;当时的事实、证据符合逮捕条件而予逮捕,即使最终作出无罪认定,也不能认为是错捕。如果仅因后来证据的变化就认为是捕错了,办错案了,这既不符合认识规律,也不符合诉讼规律,承办人心里也不服:我明明是依法审查批捕,怎么能说是错捕呢?需要说明的是,“诉讼当时的事实和证据”不是指公安机关移送的事实和证据,而是指批捕时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如果公安机关移送的言词证据系刑讯逼供得来,检察办案人员未能审查发现并予排除;或者应当讯问嫌疑人而没有讯问,致使通过讯问能够发现的问题未能发现,导致逮捕的,即使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似乎符合逮捕条件,也应当界定为错捕。《检察日报》:区分两种错捕的理由是什么呢?朱孝清:之所以要区分两种错捕,其理由在于逮捕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逮捕作为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具有程序性,故是否错捕只能以批捕当时的事实证据来衡量;另一方面,逮捕的结果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具有一定的实体性,故是否错误羁押只能按案件最终处理结果来衡量。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羁押了,其羁押当然是错的,不具有法定免赔情形的,应当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需要赔偿的“错误逮捕”,实质上指的是“错误羁押”。因此,在赔偿法修改时,如将“错误逮捕”修改为“错误羁押”,就没有必要区分两种“错捕”了。《检察日报》:出现错误逮捕,就要追究办案人员责任吗?朱孝清:确认是错捕,不意味着必然追究办案人的责任。首先,只有程序性错捕,才有追究办案人责任的可能。其次,根据高检院《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的规定,是否追究办案人责任,要看其主观上是否有重大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程序性错捕的承办人如果主观上没有重大过错,就不应该追究其责任。《检察日报》: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区分两种错捕标准的意义?朱孝清: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错捕(无论是实体性错捕还是程序性错捕)一定是错案,但错案不一定是错捕(指程序性错捕)。区分这两种错捕的意义在于:1.正确界定两种错捕标准的内涵和外延,防止理论和实践的混乱。2.指明两个标准不同的作用:实体性标准的作用是检验案件的质量,为刑事赔偿提供依据,解决的是给不给当事人赔偿的问题。程序性标准的作用是评价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的工作质量,为工作考核提供依据,它解决的是批捕承办人工作质量高低及是否负责任的问题。总之,这两个标准各有其理,各有其用,共同构成了科学而完整的错捕标准。我们既不能将之互相混淆,又不能互相代替。[朱孝清副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检察》2005年第6期(下半月号)“强化侦查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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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把防治“非典”的卫生、科技、法律知识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送到广大农民手中,连日来,平度市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开展了预防“非典”卫生、科技、法律“三下乡”宣传活动。5月9日和12日,平度组织的医疗专家、科技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先后来到新河镇、灰埠镇的集市上摆摊设点,重点向农民宣传预防“非典”知识和《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知识。集市上人头攒动,赶集的农民把专家们围在中间,纷纷询问预防“非典”的有关知识。他们热情解答群众咨询,并免费发放预防“非典”的小册子。灰埠镇一位姓任的妇女抱着9个月大的孩子兴奋地告诉笔者:“看了这些材料,俺明白了不少,其实非典没有什么可怕的。”韩军营孙洪涛辛桂枝

  本报讯(记者王军华) 因四川达州境内襄渝线遭受洪水袭击,北京西站始发开往重庆的T9次、1389次列车昨天停运,石家庄的4487次由于和1389次使用同一列车底,而执行该车次的列车受阻,未能开来北京,因此也停运。一天之内旅客退票2000多张,几乎全部是去往重庆方向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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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纵容壮大了魏忠贤的气焰,他先迫三朝元老叶向高离朝,然后开始疯狂地迫害东林党人。杨琏、左光斗及给事中魏大中等都遭酷刑而死。魏忠贤的爪牙们制造了《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把反对者都列入东林党人的名单,加以迫害。对贬官在外或罢官在家的东林党人也没有放过。东林党人的势力在魏忠贤掌权时受到沉重打击。(新浪文化)[编辑: 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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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在锐减

  大部分家长对专家的“心因性群体反应”的说法表示还得观望一段时间,等孩子完全没有症状了才能出院。

  许多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表示,过去的一年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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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潘澄清实习生樊涛)昨天,市建委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地铁施工须将防坍塌、防雨水倒灌作为防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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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按照《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要求,省人民政府决定对全省煤矿实施安全程度评估。6月23日,省政府办公厅就此发出通知作出具体部署。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于幼军批示:“此事务请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

  已建成的宝船厂遗址景区主要景点有:宝船厂遗址大门牌楼,宽16.52米、高10.82米,该牌楼正门额横匾上有书法家武中奇手书“宝船厂遗址”五个大字。博物馆广场,广场正中为高达1.6米、重650公斤的郑和铜钟,广场正北为宝船厂遗址博物馆,从6作塘出土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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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志佳还强调,在审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时,要严格把握辞职条件,严格履行程序,对擅离职守人员,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已经辞职“下海”的人员,要按照中央“三年两不准”的规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妥善解决。(完)(来源:新华网广东频道)

  “长征3号B”火箭是在“长征3号A”和“长征2号E”火箭的基础上研制的大型三级液体捆绑火箭,芯级基本上就是“长征3号A”,而助推器及其捆绑结构则与“长征2号E”相同。“长征3号B”火箭的主要任务是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重型卫星,亦可进行轻型卫星的一箭多星发射或发射其它轨道的卫星。火箭长54.84米,最大直径8.45米,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运载能力为5.0吨。

  华夏经纬网6月18日讯:据中新网报道,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日前向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支付了八百七十万元人民币的行政赔偿金。至此,轰动一时的中国内地最大一宗国家行政赔偿案,经过长达六年多时间的艰苦诉讼终于以原告胜诉在深圳结案。

  任某,1988年3月20日出生于榆次市,小学文化,被捕前是太原市某招待所服务员。

  报告说,长期以来,我国能源利用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的能源利用煤炭占三分之二以上,油气以及核能和水电比例相对较低。这种能源结构不仅造成煤炭过分开采和资源浪费,而且造成大量大气污染。因煤炭燃烧而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烟尘分别占

  状元们向恩师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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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应该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如果在案件判决或裁决生效后,人大代表接到当事人反映,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案件判决或裁决存在问题,可以提交建议。如果在审判当中,发现司法人员存在徇私舞弊,也可通过写信的方式来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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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4日,中方空军歼击机进行两机编队。当天,参加“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中俄两军部队在山东琅琊台地区举行了两栖登陆作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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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此次军演,印度媒体指出,俄罗斯是印度最紧密的军事盟国之一,印度超过70%的军事装备均出自俄罗斯。

  更令文武百官冷汗直流的,是谢长廷隔日终于出鞘的机锋,以“总统选择错误、识人不明”自我解嘲。问题是,谢长廷是否有弦外之音,又引来政坛不同揣测。谢长廷接任“阁揆”以来,“行政院”人事并无大幅改组,扁系人马及游锡堃旧属仍是主力;因此有人认为,谢长廷口中的识“人”不明,说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另有所指。

  实际上,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委员们的想法已在我国部分地方得到体现。目前,四川、河北、贵州等地农村开展了对计划生育家庭进行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的年满60周岁的计划生育夫妇,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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